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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地铁的AED医院的安检门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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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天,年9月25日,北京地铁13号线霍营站一名45岁男乘客在去往东直门站的扶梯处突然晕倒,被乘客抬上站台。

地铁工作人员立即报警并呼叫救护车,两名热心群众轮流给这名男子实施心肺复苏。急救人员火速赶到现场,医院救治。

从该男子晕厥到急救人员赶到,只有30分钟时间,这个速度应该算是非常快了。然而,男子最终还是抢救无效身亡。根据媒体报道:死因为猝死,家属对死因无异议。

这个案例被报道后,在以“急诊夜鹰”为代表的很多医务工作者,再次呼吁北京地铁配置自动体外除颤器,也就是AED。

对于突发的心跳呼吸停止,如果不给予快速急救,患者在几分钟后就会不可逆的死亡。即使给予胸外按压等复苏措施,患者幸存希望也极其微小。

对于这种突发呼吸心跳停止的患者,最有效的措施是立即给予除颤治疗。根据目前数据,如果能在一分钟内进行AED治疗,患者生还希望高达90%。这个生还希望,随着除颤时间的迟延快速下降。

而且,现在自动体外除颤仪已经极其先进,实现了傻瓜式操作,使用既安全又简单。其使用方法经过简单培训即可掌握,即使没有经过培训,热心群众比照配备操作示意图,也可以快速而正确的使用。

这么简单安全又效果奇佳的救命神器,在深圳等地方的地铁已经被广泛配置。

今年1月9日,深圳地铁一名男子突发心跳骤停,地铁工作人员发现后快速给予AED治疗,成功挽救了患者生命。

对比两位男子在深圳地铁和北京地铁发病后的不同结局,实在令人感慨不已。

根据媒体报道,截至年1月1日,深圳地铁所辖7条线路各车站共配备AED设备台,所有车站站厅层、站台层实现全覆盖。深圳地铁联合深圳市急救中心组织开展急救培训40多批次,名工作人员完成急救培训,并获得由深圳市急救中心颁发的初级救护员证。

截止到年1月份,深圳地铁工作人员已有6次在地铁内用AED成功抢救生命。

除了深圳,上海南京等地的地铁,也都配备了AED。

唯有在我们祖国的首都,首善之地的北京,客流量巨大的北京地铁,却始终拒绝配备AED。

相应的,迄今为止,我们没有听说过北京地铁有成功抢救呼吸心跳骤停患者的案例。倒是乘客在北京地铁突发心跳呼吸骤停不幸死亡的案例,时有报道。

年6月29日19点40分左右,年仅34岁的天涯论坛副主编金波在北京地铁6号线呼家楼站开往潞城方向站台上突然晕倒,随后失去意识,不幸身亡。

年3月18日,一名29岁的男性乘客在昌平东关地铁站行走时突然捂着胸口倒地,突发心脏骤停,不幸身亡。

这几位死在北京地铁站的不幸乘客,其过程和结局几乎完全相同。

他们与深圳地铁的6名幸运获救的乘客之间,很大程度上,就差了一个AED。

而北京地铁,多年来一直拒绝配备AED。

北京地铁拒绝AED,很明显不是因为资金问题。AED并不贵,每台也就三五万的样子。

这三五万,也不需要北京地铁自己出。年金波去世后,很多企业和个人愿意捐赠AED给北京地铁方,都被北京地铁拒绝了。去年中国红十字会愿意提供AED并负责部分管理,恳请北京地铁允许AED进入,也被拒绝了。

在我看来,北京地铁拒绝AED的逻辑,医院普遍不肯进行安检的逻辑,其实是一样的。

这些年,中国伤医杀医案件频发,中国医务人员群情激愤,无数次的要求有关部门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医务人员安全。

其中,医院门急诊进行强制安检,是被提起最多的建议之一。

无论是基于理论的分析还是基于国外的现实经验,医院安检,都可以切实降低医务人员受到伤害的危险。

国内绝大部分导致医务人员重伤和死亡的案件,包括近期医疗系统群情激愤的杨文案和陶勇案,凶手都是使用了极易致命的管制刀具。正常人,是医院看病的。通过安检将管制刀医院之外,医务人员受到严重伤害的机会不会降到零,但肯定会大大下降。

如果我们早一点进行安检,杨文医生就不会死。如果我们早一点进行安检,陶勇的手就不会残疾。

然而,医院安检的呼吁,不仅得不到正面的响应,还遭受了很多专家的批评和反驳。他们称:安检会降低患者就医体验,加剧医患对立,等等。

这些反驳的理由,荒唐到根本无需反驳。

为什么,面对不断发生的伤医杀医事件,医院极少主动推进安检。直到陶勇案之后,才开医院安检呢?

其实,内在的逻辑并不复杂。

杨文医生被杀后,医院保卫部门和领导承担什么责任没有?陶勇医生被砍,医院保卫部门和领导承担什么责任没有?

没有!

杨文医生被杀前,凶手多次恐吓威胁,医院做了汇报。但医院安保部门始终置之不理,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。但即便如此,也很难追究他们的责任。

在中国,伤医杀医安检发生了那么多,医院保卫部门和领导被追究责任了?

毕竟,伤医杀医属于刑事案件,对于这种突发案件,医院保卫部门和领导能找出无数你无法反驳的理由和说辞,来推卸自己的责任。

但是,医院搞了安检,再出现杀医伤医事件,医院和保卫科的责任就不好推卸了:凶器怎么带进来的?安检制度有没有严格执行?

没有安检,医生死多少都和领导没关系,大不了多发点抚恤金,反正也不是自己的钱。

但若有了安检,医生的命就和领导的乌纱关联上了。

医院进行安检,开心的是医生,受益的是医患。医院的保卫部门和领导,可能就不那么开心了。

进行安检,医院保卫部门工作量的大大增加,也意味着保卫责任的明确。如果再出现杨文和陶勇这样的事情,医院领导很有可能因为安检不力,在汹汹舆情之下,被严肃追责。

所以,医院领导,是注定不喜欢安检,甚至强烈抵触安检的。

对某些领导来说,要最大的权力,做最少的工作,担最小的责任,这日子才能过的幸福愉快。

北京地铁拒绝AED,大概率也是出于同样的逻辑。

地铁不配备这东西,你死了就死了,跟地铁没有任何关系,地铁方面对你的死没有任何责任。

如果配备了这东西,地铁方面就有了维护管理和用它及时救治发病乘客的责任。如果地铁方面没有维护好管理好,没有及时正确的使用,就有可能被批评被问责。

说白了,地铁配置AED,从老百姓利益出发当然是大好事,从自己部门利益出发,却会有不同的结论。

这名45岁的男子,我不知道他家庭情况如何,但大概率和我们一样,上有老下有小,每天为自己的父母妻儿任劳任怨,努力工作。

在地铁汹涌的人流中,他渺小而卑微,如同一棵小草。

但这棵微不足道的小草,对一个家庭而言,那就是一根顶梁柱;对父母妻儿而言,那就是一片天。

如果北京地铁和深圳一样配备了AED,他有很大概率可以不死。

医院早一些普及安检,杨文医生和陶勇医生的悲剧,也有很大概率可以避免。

去者不可复,来者犹可追。

愿这样的悲剧,此后不再重演。

这样的悲剧,不应该再重演。

烧伤超人阿宝

一点浩然气,千里快哉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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